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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上一本书,明天就去利物浦

2017-10-20 09:20 来源:北京晚报 
2017-10-20 09:20:55来源:北京晚报作者:责任编辑:郝魁府

  对谈记者:王晓阳

  对谈嘉宾:萧耳(女作家)

  “长发飘飘。长裙飘飘。丝绸语调。红酒眼神。”女作家毛尖对女作家萧耳的描述真是太准确了。萧耳就是这样一个款款的江南女子,干着风风火火媒体的活,写着喃喃细语文艺的书。

  萧耳已经出过很多本书了,《小酒馆之歌》、《女艺术家镜像》、《20世纪60年代西方时尚符号》、《杭州往事》、《继续向左》、《第二性元素》等,这里有小说,也有随笔。不管是看过的书还是电影,她都能生出许多感慨,然后触类旁通,然后各种文思泉涌。刚刚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《锦灰堆美人计》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观察的随笔集,是她这些年无目的写作的结晶。这些文字不仅优美,还可以领着读者畅游西方或是返回古代,锦绣灰堆里看美人吟笑。

  萧耳供职的媒体是杭州那家著名的晚报,由于工作的关系与她有过一些交往,聊过工作,聊过家庭,羡慕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能写出这样安静的文字,而且这种安静还能感染他人。她入职时正是这家报纸的黄金时代,所以她觉得为这张报纸付出过青春是值得的。当然值得,只是心中那点风雅和痴迷不能放弃。

  写作记录的其实就是生活的痕迹

  记者:这是特别私人的一本书,我这样的女性读者非常喜欢,娓娓道来的、淡雅脱俗的,读过的书、看过的电影都能成为你的感动,感动之余就是那种倾诉,用写作的方式,不是激烈的,而是像生活中流动的日子那样慢慢地聊,对吧?

  萧耳:是的,如果说跟生活有关的话,可能是跟我的兴趣爱好有关。我们的海报叫“带一本书,明天就去利物浦”,我没有去过利物浦,只是在各种影像和音乐中感知那个地方。我睁开眼睛、闭上眼睛都能想到利物浦的很多东西。我有点极端,非常喜欢摇滚乐队,利物浦有那么多摇滚乐,我看过大量的有关摇滚乐的纪录片和现场、老码头等。

  把这些东西贯穿出来之后,是不是真正地达到那个地方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除了利物浦,我以前的《小酒馆之歌》里写到很多有文化地标性的小酒馆,很多我也没去过,好像是一种谎言一样,但有的地方去了跟没去一样,反尔没去过的,好像已经熟悉得毫无陌生感,甚至是有点老生常谈的感觉。

  有时我的沉迷就跟中毒一样,比如说我看了一部电影,我几乎就能够把豆瓣影评都看一遍,穷尽了,实在找不到东西看了之后我才可以罢休。记者:还是说说写这本书吧,从8月份开始一路从杭州、上海到纽约,然后在北京举行了观影会和分享会,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聊过之后是不是又有不同的感受呢?

  萧耳:我觉得我写这些的时候,我并没有想得这么宏大,但还是有一种非常主动的书写的责任感。当下社会的文化、审美是非常多元的,有很多的分众。一位作者不可能去取悦那么大的一个读者面,我只是想在一些人身上,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,可以找到一些共鸣。当然,也并不是完全天马行空、云端里的东西,包括书里面讲的很多东西,都跟当时的社会、时代、阶层是紧紧连在一起的。如果我写当下的话,我会选择写小说,而不是写一些文化随笔。我自己的取向是,如果写随笔的话,我会选一些沉淀过的,有更多的文化沉淀的东西,被时间证明有价值的东西,摇滚文化、一些时尚文化,它也是被沉淀过的。写当下的,我觉得没有比虚构的、小说的表达方式更好的了。

  记者:这个书名是怎么来的,很哀艳、很古典的名字。

  萧耳:我是这么想的,我这个书三个部分,古典的、西方的、现代的、女性立场的,写的是从古典到现在。如果反过来读的话,一开始是蛮激进的很女权的,然后再是西方文化,再回到东方,回到中国古典,这样感觉就不一样了。

  “锦灰堆”是王世襄老师的书名,我为什么想到这三个字?“锦灰堆”是美术的形式,有烧过的痕迹,民国的时候有“锦灰堆”这种美术形式,这个书显示出一些怀旧的老派的东西,这三个词有艳丽的感觉,也符合我内心比较艳的方面。“美人计”是我多年来一贯很鲜明的女性立场,涉及到女性问题、女权问题、男女问题的,我都会比较激动,而且观点有时比较激烈。所以后面是一系列的美人计,相对态度比较激烈一点。

  这样一个跨越,表达了这本书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和趣味,它不像10年前《小酒馆之歌》那么先锋、摇滚,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可能那么一直先锋、摇滚下去。曾经有一个阶段,文艺青年们会去看大量的西方大师的电影,那些东西对我们文化的营养非常大,因为之前我们的视野都没有打开,之前可以看到很多书,但是没有影像的冲击那么直接、厉害,所以就一头扑进去。

  这么多年后,好像又发现了古老中国这些东西的美好、底蕴。也是我自己有点转型期的一个杂糅,就有了这样一个书名。

  平衡在生活中的各种角色

  记者:写作是要有代入感的,看你纤纤的样子,平时也是个多愁善感的江南女子,但驾驭文字和日常生活终归是要有所不同的。

  萧耳:我这个人是比较容易有代入感,一下子就觉得那个人好像就是自己一样,没有任何的距离,别人在痛我也在痛,别人感动我也在感动,别人在谈恋爱,我自己在谈恋爱,看到一个美女,我自己也觉得很美。所以,不管是在生活的地方,还是在游历,我都能通过阅读、影像神游,总觉得这个事情好像非常真实发生过的。

  写希腊那篇,我确实去找过安哲罗普罗斯的电影《永恒与一日》中雅典海边码头的长椅。电影里,一老一少坐在那张长椅上聊天。或许出于一种对文明的追溯,跟很多老欧洲人一样,我也有个虔诚的希腊情结,有一个著名的电影《莫里斯》里面,讲到牛津大学两个上流社会出身的学生,休·格兰特演的那个大学毕业以后,独自走了一个月去希腊的旅程,他们认为这就像一个精神修行一样是必需的,我也一样,旅程中,有一种追溯老欧洲光荣往昔的情怀在里头。

  我的阅读方式是喜欢电影、书、原著对着来,现在也有现实生活向艺术学习、参照的部分,可能我们本身把观影、阅读看得高于生活一点,有一点艺术生活。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艺术生活。其实仔细想想应该也是有的,每天24小时,总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存在着艺术生活,只是艺术可能还分点层次什么的。

  记者:我们做媒体的,在纷乱无序的日常中过着每一天,能够安静下来写作是一种奢侈。你的爱好很多,音乐、摇滚、时尚、诗歌、酒吧、足球等,你都喜欢,都热爱,也会用自己的感受去体验。你是如何驾驭这么一个庞杂的世界,又是如何走出来的?

  萧耳:其实,我以前也非常的贪玩,那些所谓的泡酒吧之类的事情我都干过,我还混在80后90后中,赶过不少的音乐节。我是一个深度的球迷,以前还写过足球评论之类的。慢慢地,这些年因为工作、家庭的原因,事情越来越多,我就只能做减法了。以前的五大联赛我是都看的,现在慢慢地我只看欧洲杯和世界杯了,F1我也不看了,网球赛我也不看了,就是忍痛割爱,就是断舍离的一个过程,剩下的才是你最放不下的东西,对我就是阅读与写作。否则我根本就驾驭不了,因为时间非常有限,所以就做一些自己有兴趣做的事情,然后选择和自己喜欢的人交往。

  我是一个特别任性的人,我不做应酬的事情,我也不愿意应酬别人。所有跟我在一起交往的人,都是我真心喜欢的人。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浪费时间。我对时间的要求几乎已经到了一个神经病的、苛刻的地步。我只要觉得我是在做有趣味的事情,跟朋友在一起做的事情,这对我来说就是有价值的,如果是应酬的话,我就会非常的厌倦和疏离。

  我很早就写作了,记得1999年、2000年已经写了很多小说,在当时国内比较好的期刊文学杂志上发得挺多,也写长篇小说。不是很刻意,因为我是媒体人,非常忙,那时还担当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,干了几次办杂志等有点实验性的事情。生了孩子之后就没有再写小说,小说跟随笔写作真的不一样,随笔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,小说需要完整的构思,经常放得话气就断了。

  我之前是职业感很强的人,我入行媒体时,我所在的媒体是非常强势的黄金时代的媒体,它值得我们付出青春、付出自己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其中,写作成为了业余爱好的事情。我是2003年生的孩子,期间这10年,我只写了一些随笔类的书。

  说到平衡,我觉得是一种自我补偿吧,就是我一方面不回避生活中任何该付出的事情:工作、孩子、老人,一方面没有停止写作,但我也没有那么好强,把写作作为第一重要的事情。现在这一两年又可以重新慢慢有一个回归。我觉得写作生涯可以很漫长,这么美好的事最不值得急功近利,我们可以写到60岁、70岁甚至更老,所以我现在有一个不着急的心态。

[责任编辑:郝魁府]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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