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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天心:在京都回望各个年纪的自己

2017-09-11 11:26 来源:羊城晚报 
2017-09-11 11:26:17来源:羊城晚报作者:责任编辑:郝魁府

  朱天心,著名作家,祖籍山东临朐,1958年生于台湾高雄,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。曾主编《三三集刊》,多次荣获时报文学奖及联合报小说奖,现专事写作。著有《方舟上的日子》《击壤歌》《昨日当我年轻时》《想我眷村的兄弟们》《古都》《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》等。其父朱西宁、其母刘慕沙、其姐朱天文、其妹朱天衣,以及她的丈夫唐诺、女儿谢海盟,均为文坛中人。

  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

  出身文学世家的台湾作家朱天心的新作《三十三年梦》,日前由学林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版。上周,作者与作家阿城、李锐、蒋韵和梁文道、唐诺等在北京参加了一个文学沙龙,就《三十三年梦》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记忆进行对谈。

  唐诺说,以朱天心对于京都的稔熟程度,如果把这本书写成为旅游所用一定能更畅销,但她没有这样做。作家杨照在序言中这样总结:“《三十三年梦》记录了一个人如何忠实、忠诚地穿过多变的时代,穿过不变的京都地景,寻找并看守自我灵魂自由的过程。”

  朱天心说,因为自己太容易把个人意见加诸长篇写作中,写长篇一直不顺利,所以这次“把我个人在场的、在台湾的几十年中看到的、我想到的、我记下来的非说不可的东西都打包好”,写进这本散文集,以便之后能“轻装简便”地面对长篇。

  另一个私人的原因是,开始写作此书的2013年初,朱天心和女儿谢海盟已经“冷战”三年互相不说话了。当时女儿跟随侯孝贤导演的《聂隐娘》剧组在京都取景,朱天心前去探班,“我心存侥幸觉得在充满回忆的地方见,她可能会理我吧。但是她依然不理我,还是冷战中。回来的时候,我就决定把这些觉得很珍贵的记忆写下来。”

  1 为什么是京都?

  京都对朱天心而言意义特殊,她认为,这个将文化、美术、建筑、历史遗迹等保留非常好的地方,永远是记忆的依凭之地。自大学时代第一次到访,到后来频繁往返,京都为她留下许多记忆。

  “京都是一个舞台。从我第一次去后,我每年都去,结婚、看着婴儿车里的孩子、带我盛年的父母去,以及见我很多好朋友、同行者。京都就好像一个化石城,或者是鬼影重重的地方。我每次走在京都,仿佛看得到自己的各个阶段,我甚至可以看得到还在人世的爸妈的盛年。”朱天心说。

  唐诺是朱天心的丈夫,两人曾多次同游京都。他举了个例子:“京都大饭店曾经盖了一个超过20层的建筑,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京都的集体愤怒,所有的神社和佛寺联合起来抵制。”他们看到几乎每个寺庙都挂着招牌,上面写着,不欢迎住在京都大饭店的人。这让唐诺发现,在京都能找到另一种自由,另一种选择,“并不一定树要砍掉,并不一定路要拓宽,并不一定老房子要拆”。这种体验对他而言弥足珍贵。

  蒋韵则认为,朱天心书中的三十三年其实是在写京都和台北两个城市:京都是一种自由的出逃,台北则是人生的战场。“我想如果我借王德威先生的话说,京都是诗,台湾是小说。”

  2 为什么是八十年代?

  朱天心说,《三十三年梦》是两年前先在台湾出版的,很多人把它当回忆录,其实她觉得说回忆录有点“托大”了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朱天心刚刚三十岁出头,“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时光,充满了闽南语说的‘憨胆’,就是一股傻劲和胆气。因为对人世了解不够多,反而是勇气十足,不知死活。”正好又处在台湾变动最大的那个年代,所以她记下了很多历史结点,以及珍贵的人事。

  “我们当时有很多好朋友,好比我跟侯导(侯孝贤),或者我自己的好朋友、小学同学蔡琴,她是通过我们跟杨德昌认识,后来结婚的。杨德昌、侯孝贤,我们在边上目睹他们的活动,他们曾经希望唐诺帮着写剧本,也曾希望我写一个《红楼梦》(的剧本)。我们都回绝了,因为要想合作就做不成朋友,因为共事,朋友是很难维持的。”

  朱天心回忆,当时电影叫好、叫座的都是港片,后来才有侯孝贤、杨德昌等导演,拍自己的熟悉的土地、自己的社会和熟悉的人。开始的时候这是比较小众的,很多人又怪他们拖垮了电影市场。“很吊诡,既然卖得不好,没有票房,怎么会拖垮其他呢?”

  3 为什么是“文学盛世”?

  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本土化浪潮与乡土文学勃兴,朱天心回忆:“在当时要参加文学奖,你可能就要写农村,写贫苦大众,写矿工,不论写得好坏,才有机会得奖。”幸好父亲朱西宁看出了她的困惑,说:“我写的作品都会胜过你,因为学养、因为人生阅历。但是如果今天叫我写台北十五六岁的女孩,我写不过你,因为你才是第一线的,才真正是这个身份。”所以她那一刻明白了,“就让我诚诚实实面对很平凡、单调、乏味、狭窄的15岁女孩吧,这样将来我才可以同样诚实地面对自己的50岁、60岁,一直秉持创作上的认真和勇气。”

  朱天心也承认,很幸运那个时代是台湾的文学盛世,“文学盛世不像后来描述的,好像你得了一次文学奖、会出一本书,就被保证是作家,从此名利双收,等等。我觉得,那时候文学还是人的。大学里的年轻人不管将来干什么,不论是念医、念法、念政、念商的,可是他都会看小说。不像现在,可能就文学科的学生才会去读,而且还不甘心多读,要是老师叫你读白先勇的《游园惊梦》,好像其他书就都不用看了。”

  但唐诺的想法乐观一些:“书写其实就是每一个个体自己所完成的。我曾经这样讲,文学的盛世并不代表所有人,我想象中并不需要‘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’的那种状态。以台湾创作规模来讲,有三五支一流的笔在书写,那个文学盛世就来了。三五支笔可能并不需要很强大的社会条件支援,毕竟个体比集体有超越性。这是我在目前很糟糕的台湾文学环境下,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乐观的理由。”

[责任编辑:郝魁府]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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