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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世再无熊希龄

2017-08-14 11:39 来源:文汇报 
2017-08-14 11:39:09来源:文汇报作者:责任编辑:郝魁府

  《熊希龄传》 周秋光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

  陈尚君

  2000年曾游湘西,到凤凰,参观熊希龄故居,简陋数室平房而已。后读周秋光接续其师林增光搜辑大量档案而写成的《熊希龄传》,方知他早年生活多在芷江,一生事功也得明晰。

  1870年,熊希龄出生于凤凰军家,早慧,二十五岁就高中进士,本可以前途无量,但他却参加了湖南新学,担任时务学堂总理(校长)。也就是说,梁启超在湖南的讲学,得到刘坤一、陈宝箴之支持,具体则由熊希龄操作。戊戌变法失败,他因偶然原因晚到京而逃过一死,受到“革职、永不叙用,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”的严厉处分。沉沦七年,只能读书兴学,办实业,积累资产的同时,也成为当时难得的西学通和财务专家。

  1905年,得大臣赵尔巽、端方再三保荐,熊希龄方获起用,成为考察西方宪政五大臣的随员,责任是替五大臣写出考察报告,作为朝廷立宪的依据。熊对西方宪政虽也有相当了解,但自度不及杨度,更不及梁启超,遂在日本私见两人,委以责任。五大臣归国次月,朝廷颁布预备立宪诏书,依据文本居然出自朝廷通缉犯之手,好在当时隐瞒得很好,直到近年夏晓虹教授找到梁的原稿,方得定谳。

  此后熊参与各种开拓与善后,实业与建设,名气越来越大。虽然他是最早支持共和的清廷官员,但在民国初期确曾走过一段弯路。他是袁世凯时期第一届内阁的财务总长,二次革命被镇压后,更出任内阁总理,虽有第一流人才内阁的时誉,但副署袁解散国民党的政令,实在让他背上了黑锅。1916年他退出政坛,自述虽“饱尝忧患”,但“受人愚弄,被人排挤,以洁身而遭污辱,以善因而得恶果,直视政治为罪恶,社会为蛇蝎”,有自解,更感厌恶,唯愿在“闭门终养”中度过余生。如果真这样,他只能以失败政客留名青史。

  熊希龄晚年之所为,为其个人历史翻开绮丽的篇章。开端是1917年的顺直救灾。河北境内天雨连绵,山洪暴涨,五大河溃漫,灾民逾六百万,为“五十年来所未有”。他感慨“出仕十余年,从未直接为民做事”,乃允出任京畿水灾河工督办,为赈济灾民、根治水患尽了心力。此后在筹赈五省旱灾、筹赈湖南兵灾水患,以及救济京师贫困老弱,组织世界红十字会,他都积极参与,建立甚多。当然最重要的是成立香山慈幼院。

  他看到持续战乱和天灾,使许多幼弱儿童无家可归,更遑论教育,有限的赈济根本无法解决,决意成立永久性儿童教养机构,选中了距离京城三十里的前清行宫静宜园。当时此地尚属前清皇室管理,他动用各种资源,获得允许,乃召集名流富贾,征集善资,成立机构,建立校园,到1920年成立香山慈幼院。最盛时在校学生多达近一千六百七十人,从日常生活,到文化教育,到人格养成,生存技能,都由院方负担。熊希龄时时感到人员众多,经费紧张,虽竭蹶支撑,仍举步维艰。他以自己的人格精神和工作实绩,得到公私各方支持。到1931年夫人朱其慧去世后,他更“深感家产私有观念甚属无谓”,乃邀请亲友成立“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”,将个人所有动产、不动产全数捐献社会,在北京、天津、湖南开办十二项慈幼事业。所捐包括公债票、股票、房契三项,总计大洋二十七万五千元,白银六万二千两,且全部说明收入来源。他时有两女已嫁,一子残疾,自己六十三岁,仅每月取息四百元作生活费(己二百五十元,子一百五十元)。就我所知,当时一元可开一桌酒席,三元可为住家保姆一月薪资,可知他捐款之巨大。这种倾家资全部付与慈善之行为,古今均属罕见。

  熊的最后十年,南京政府成立,民族危机加剧,他以北洋旧人的身份,积极参与抗日工作,也足动人。上海“一二八”事变,十九路军浴血奋战,他致电军方,要“集社会资力,共商抚恤遗族办法。凡殉难将士之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妻子之抚恤,均为设法照料。其无父母之子女,则尽收入各慈幼院及其他孤儿院为之教养,以慰忠魂而励将士。”认为这是“国人后死者之责,决可使其放心瞑目也”。长城抗战,他率长女及救护队亲临前线,臂缠红十会袖章,白髯飘飘,慰问演讲,激励士气。行前更自书圹文云:“国难方殷,余当以身许国,马革裹尸,或遂其志。”做好牺牲的准备。淞沪战起,他恰从青岛迁沪,表示“国难当头,余亦国民一分子,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,以求良心所安”。乃设临时伤兵医院四所,难民收容处八处,医治伤兵八千多人,收容难民两万余人,日以继夜,劳心劳力。南京沦陷方仓惶离开上海,到香港仅一周就因旅途劳顿,加上刺激太深,突发脑溢血去世。

  熊晚年另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情,是以六六高龄,迎娶三十六岁的毛彦文为妻。不但婚礼隆重,要客云集,加上“老夫六六,新妻三三,老夫新妻九十九;白发双双,红颜对对,白发红颜眉齐眉”、“旧同学成新伯母,老年伯作大姐夫”之类谑联风靡一时,更使中外瞩目。熊与妻朱其慧伉俪情深,妻亡时他已六十一岁,本无意再娶,同穴墓也做好,夫妻共同财产全部捐出。改变初衷的原因,一是其女熊芷与内侄女朱曦的撮合,毛与朱为早年同学;二是他对毛的好感,特别是希望由毛继承他的慈幼事业。

  毛为浙江江山人,金陵女大毕业后,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获教育学硕士,当时很少见。当时毛任职于复旦大学,朱曦、熊芷劝说数月,毛方允接触。熊此后致毛第一信,自述“国难、家难同时并作,仆之观念消极万分”,加上病魔缠身,“仅欲得一看护,照料病躯而已”。又称“自觉生命将及垂萎”,得毛消息,“仆不仅为个人家庭幸福庆,且为所办慈幼教育事业无量数之儿童幸福庆”,即包含公私两方面之考虑。毛当然也有女性应有的慎重与犹豫,熊写了大量述情诗词,也曾俯躬到复旦宿舍久候,终于功德圆满。

  老少婚当然引起许多揣测,男重色,女重财,毕竟是一般认识,事实则是基金会因熊新婚,建议将熊捐款全数退回,为毛拒绝,仅略增生活费而已。熊逝世后,毛随南迁之慈幼院奔走西南,将熊的工作继续光大。两人实际婚姻虽仅两年余,毛后终身未婚,九十岁后与当年的香山孤儿一起,将熊之遗骨自香港迁葬香山,为这一惊世婚姻画上最后句点。

  作为政治家,熊希龄建树甚少,所作也颇多争议,但作为中国近代慈幼事业之开拓者,则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。他是传统士人,家国情怀始终萦绕心中;他也是新派人物,了解西学的理财家,虔诚的佛教徒,以慈爱之心恪尽社会责任。他的作为,值得今人记取。

[责任编辑:郝魁府]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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