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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民族将会迎来第四次文化大繁荣

2017-08-07 12:32 来源:北京日报 
2017-08-07 12:32:55来源:北京日报作者:责任编辑:郝魁府

  《俯仰流年》,詹福瑞著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

  国家图书馆老馆长任继愈的办公室原在行政楼三楼310室,外间是会客室,里间是办公室。说是两间,其实外间似走廊,极狭窄,摆着一个旧沙发,木扶手,灰布面坐垫和靠背。这里既是他办公的地方,也是他从事研究的所在。

  任先生对中华民族文化有过一个重要论断

  我和任先生谈工作时,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,倾下身来,认真听,再发表意见。他的语言如同其文章,极省练,却切中肯綮。2005年,馆里要实行全面改革,矛盾很大。任先生听了我的汇报,讲了王安石变法的故事。王安石推行新法,极为神速,但是激化了矛盾,立足未稳,就被推翻。因此改革不宜速进,而应渐进。他虽然未对改革方案提出具体意见,但他的改革渐进的观点,显然是深谋远虑的意见。

  任先生对中华民族文化有过论断,认为,中华民族过去有过春秋与汉、唐三次文化大繁荣,我们将会迎来第四次繁荣期。我个人并未把任先生此话作为他对中华文化发展的预测,而是看成了他对民族文化复兴寄予的厚望。他强调的不是繁荣期的到来,而是如何为文化繁荣做准备。任先生常说,文化没有暴发户,不似炒股,一夜暴富,文化的繁荣不是等来的,要靠长期的积累,现在就是文化积累期。当代人的工作,就是为迎接第四次文化大繁荣做好准备。而他和图书馆的任务,就是做好文献的整理,当后人的铺路石。正是在此种自觉的文化发展意识下,任先生自任国家图书馆馆长,就率领中华大藏经、敦煌遗书、中华大典等几支整理与编纂队伍,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。而办公室就成为任先生领导这些工作的指挥部,也是他组稿、审稿的编辑部。所以办公室虽小,包蕴却甚大,涵载了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厚重信息。

  任先生说:文献整理,对于国家图书馆而言,不仅仅是为了文化积累

  任先生说,文献整理,对于国家图书馆而言,不仅仅是为了文化积累;同时也是为读者阅读使用提供方便。任先生讲到他组织编纂《中华大藏经》的最初缘由。有一年,他在本馆见到了季羡林先生。季老不是自己看书,是陪他的学生来看《赵城金藏》。原来,馆里有规定,似《赵城金藏》这样的文献,不给普通读者提供阅读。没办法,季老只能自己出面,借出此书,给学生使用。此事深深地触动了任先生。图书馆的职责就是为读者提供文献阅读,更何况学术乃天下之公器,躺在图书馆里的书,怎能发挥其作用。但是又如何克服文献保护和读者阅读的矛盾?任先生想到了文献整理与揭示。于是在1982年国务院古籍保护规划会上,任先生提出了在《赵城金藏》基础上编纂《中华大藏经》的项目,开始了历经十余年的编纂工作。而这一切,都是在这小小的办公室里酝酿、展开的。

  任先生说:我当了十八年馆长,只做了一件事

  待事如此,待人亦如是。不分贵贱,无论官民,一律谦卑恭敬,真诚相待。凡与任先生接触过的馆员都有感受,任先生是一位温厚幽默的长者,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哲人,却没有人感到他是个官。子夏说君子:“望之俨然,即之也温,听其言也厉。”任先生给人的感觉是如此,又非如此。任先生望之严整,即之温厚,听其言淬炼而不乏幽默。他的办公室是敞开的,对每一位员工,甚至是读者。只要有约,任先生总是排出时间接见。读者事先无约,慕名而来,任先生知道了,也会见上一面。

  仁者,爱人。2005年,任先生在卸任会上,讲过这样一段话:“我当了十八年馆长,只做了一件事。办公楼一楼进门玻璃没有标志,有人撞破了脸,我叫人贴上标志。”一件小事,却是领导最根本的工作:对员工的仁爱。作为同事和晚辈,我也亲自感受到他的关心、甚至关照。2006年,我还在舞蹈学院租房住。一天,任先生爬上四楼来看我,进门,还没落座,就说:“福瑞同志,我把你请来,真是委屈你了。”那年,任老90岁。

  任先生去世后,他的办公室一直原样保存。本来设想,以之作为纪念室,纪念这位老馆员、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,同时用来教育年轻的馆员。但是2011年行政楼重新装修,任先生办公室没有保留下来。每每想起此事,就颇感遗憾。有的人把纪念馆建在了地上,有的人却把纪念馆建在人们的心里,任先生当属于后一种吧。詹福瑞

  (作者为国家图书馆原馆长、党委书记)

  本版供图:如晖

[责任编辑:郝魁府]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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