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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传吉:不忍之心是节制之美,大于文学伦理

2017-02-23 13:37 来源:北京日报  我有话说
2017-02-23 13:37:52来源:北京日报作者:责任编辑:王春晓

  胡传吉,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。著有《自由主义文学理想的终结》、《中国小说的情与罪》、《文学的不忍之心》等。近年主要考察近现代中国文学思想史、胡适与现代学术思想等。

  受访者:胡传吉(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)

  采访者:傅 华(中山大学文学博士,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)

  傅华:2011年,你在台湾出版《中国小说的情与罪》,林岗教授在序文《狐狸的智慧》中指出你的批评“将学院的视野和知音式的鉴赏结合起来”,懂得学院风格对批评的好处,有些篇目与玛格丽特·艾特伍德的《还债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由《中国小说的情与罪》到《文学的不忍之心》,我觉得你有意识地在文学审美之维注入了精神、思想层面的考辨,个人风格突出,文体实验色彩明显,你的文学思想史及经验史研究,别开生面,很独特很有价值,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有很大的不同。你是否认同我的这个观察?

  胡传吉:林岗老师的判断是对我莫大的鼓励。我觉得文学除了抒情言志叙事审美之外,还有精神世界需要探索。毕竟,文学是跟灵魂世界最近的世俗学问,这一点,可能被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和专业界限给抹杀掉了。人们更多地从技术层面去解析文学,但事实上,技术本身,也有其思想意味,这些,都是值得探讨的。与其说个人风格突出,倒不如说我在读书过程中思考了一些问题,有一些自己的发现。加上我本科学的是历史学,由本科到博士,乃至博士后,都相当于是不同的专业,学文学是半路出家,所以出拳就有“怪”招式,路子也可能有点不同。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,林岗老师说得好,“来日方长”。

  傅华:北岳文艺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你的新书《文学的不忍之心》,书名就很有意思很夺目。将本书的主旨确立为“在考辨文心的基础上,思考现代性激活古代性的可能”,其中的“文心”作何解?

  胡传吉:《文学的不忍之心》源于2008、2009年我在《小说评论》开设“精神生活”专栏的思考。自此,我慢慢从思想史的角度思考古代性与现代性的关系。如果说《文学的不忍之心》有一个“道”的前提,可以说,这就是此书的“道”。不得不说,“文心”二字,源于当年学习刘勰《文心雕龙》的经验。西方文论智慧无穷、脉络清晰,但本土文论除了智慧之外,还对审美有天然的亲切感以及近似本能的反应,这是本土文明的教养。传统礼法不可能使这个文明打破古典与现代的疆界,但我相信审美教养能贯通古今,再怎么强调“后现代”,我想潘金莲的颜值也是不会被颠倒的,“三寸钉,谷树皮”的武大郎成不了武二郎,“文心”换成“文脑”、“心碎”变成“脑碎”,就美感全无。美在这个文明里,自有其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,蔡元培先生当年提出“以美育代宗教”说,不无道理。“文心雕龙”这个表述本身就既含传统趣味,也含现代性的可能,“雕龙”无疑有庙堂之想,但“文心”是以“人心”为魂的,人能从古代来到现代,文心也可以。本书对不忍之心、同情、情爱激情、羞感、意义等问题的思考,都有以现代性激活古代性的尝试,文学在这里,是一个载体。我不知道这种尝试是否有意义,也许只是一种理想主义,但希望能借此思考古代道术之现代裂变的相关问题。以“好德如好色”这种问题为例,你不能否认古代之德对审美教养的约束与养成是有功劳的,但到了现代,“德”这个东西失效了,美怎么办?这恐怕是我们要去思考的。现代人信仰平等,但不代表不可以批判蛇精脸的审美趣味。

  傅华:就你所借用孟子的“不忍之心”与文中所用的“不忍之心”,你是如何激活这一古代概念的现代性?“不忍之心”对你的批评观有何改变?你如何理解“不忍之心”与“文学伦理”之间的关联?

  胡传吉:本书对“不忍之心”的理解与阐释,确实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眼光。传统意味上的不忍之心,既强调人与畜的区别,也强调悲天悯人之“悯人”,但现代人可能把“不忍之心”窄化为同情苦难的同情心,这是一个蛮大的遗憾。现代无法妥协的斗争趣味,很大程度就来自于这种狭隘的理解。为了进一步阐释不忍之心,书中还有一节谈同情——受亚当·斯密的影响,专论同情的复杂性及现代命运。无论中西,在古代都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强调节制。节制是统治术或者城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,这种道德哲学无意中促进了智慧与审美之大成。按我的理解,“不忍之心”可以说是现代社会里非常缺乏的节制之美,它的内涵,大于文学伦理。我不是复古主义者,但我相信古人有些智慧,确实被今人错失了,而古人的许多恶,也没有引起今人的足够警惕。技术必须勇往直前不断更新换代,但作为一个人,适当的时候,要往回看一看。

  傅华:在《羞感之于内心》中你论及羞感的珍贵、高贵与灵性,指出“羞感是人类通往自我,发现自我的重要感觉”,“羞感既为身体穿上衣服,亦为内心披上衣服……羞感守护的,是身体,但更是内心”。这里的羞感和耻感是同一概念吗,如果不是,这里的羞感与耻感如何辨识?

  胡传吉:羞感与耻感是不同的概念。两者可能都是文明教化的结果,但思想渊源不一样。耻感通常是道德教化的结果,譬如说女子被强暴被偷窥,道德教化的结果是舆论让当事人产生耻感,而不是去惩罚并谴责施暴者犯罪者。羞感则是灵魂感知的结果,譬如见到中意的人,很多人会紧张会害羞会脸红,这个是来自灵魂而不是道德的反应。羞感让人间变得庄重,中国式的耻感很大程度是自损人格的反应。当然这是很大的话题,一两句话说不清楚。

  傅华:谢有顺教授在《批评如何立心——读胡传吉的文学批评所想到的》中指出,你的批评“更像是一种精神的考据”,道出了你文字笔端具有的考据实证之义理高度。他又指出“这一人心的考据,远比材料的考据要艰难得多”。在人心考据与材料考据之间你是如何理解或者说平衡的?

  胡传吉:我觉得两者皆不可偏废。文献研究是学问之根基,中国的文史研究,尤其不能放弃对“小学”的重视,无论你的专业是面对古代还是现代,学问的原道还是要清晰。但文学有其独特性,毕竟人的精神及灵魂世界无法用材料句句坐实,很多时候,还是要有对人心的考据。但材料之考据的话语权太大,往往就遮蔽了人心之考据的价值。

  傅 华:你对当下中国文学及文学批评的总体状况有什么看法?你在批评方面呈现的独特性使我很想问这个问题。

  胡传吉: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,只能简单谈几句印象式的判断。体制化的文学评价体系,一般不会看错文学作品,但会看漏文学作品。“成熟”而“安全”的创作及批评趣味,往往是异质文学与新生力量的最大阻力。对于批评而言,可能最大的难度,就是要突破文学史书写及文学制度下的既定陈规。

[责任编辑:王春晓]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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