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历百年风雨守中华文脉的非凡故事

2017-02-15 15:02 来源:光明日报  我有话说
2017-02-15 15:02:22来源:光明日报作者:责任编辑:王春晓

  光明日报记者 方莉 杜羽

  ·编者按·

  书香致远,故纸弥新。以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、敦煌遗书、《永乐大典》和《赵城金藏》等“四大专藏”为代表的国家图书馆珍藏典籍,记录着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,诉说着无数有识之士竭尽财力、智慧乃至生命使之代代相传的精神追求,有着深厚的文化蕴涵和独特的文物文献价值。

  “有根可寻,有本可立,一个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”光明日报记者寻访“四大专藏”等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籍的编纂和流传故事,追忆那些为之作出贡献的伟人先贤和名人大家,解读其历史价值、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,与读者一起共享中华文明的荣光。今天,光明日报推出《来自国家图书馆的报告》系列专题报道,首先让我们共同走近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,体味这部“盛世宏编”的伟业与非凡。

  国家图书馆北区稽古厅,遮光门缓缓展开,氤氲两百多年的书香扑面而来。这是国图馆藏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的专藏书库,上下两层,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题字的“文津阁四库全书”屏风两旁,128个书架林立,6144个书函整齐有序地摆放在朱红色书架上。

  国图古籍馆副馆长谢冬荣戴上白手套,小心翼翼地取出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函书,绿、红、蓝、灰四色如新,夹板、丝带、铜环仍在。翻开书册,“文津阁宝”的朱印,“纪昀复勘”的黄笺,雪白的开化纸,端正的馆阁体楷书,向世人展示着历经时代变迁仍不褪色的知识魅力。一门之隔,书库之外,是现代化的阅览室里品类齐全、精华尽收的馆藏图书和埋首读书的读者身影。

  2008年9月9日,在四库全书专题展上,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向公众开放,读者纷纷留言:“与《四库全书》相视,我们对中华文明更有深情了!”百余年来,这部皇家巨帙以原架、原函、原书保存在国家图书馆里,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,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,被社会贤达研究鉴赏,被有识之士出版传播,被芸芸读者景仰追捧。

“与《四库全书》相视,我们对中华文明更有深情了”

  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书库。国家图书馆供图

  从皇帝御览到传世经典

  收书3461种,共36304册,约7亿字……站在一排排书架间,足以想象200多年前这是一项何等浩大的皇家工程:《四库全书》编纂于清乾隆年间,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,几乎收录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所有经典文献,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。

  “盛世修书的传统中国历来有之,而《四库全书》规模之浩大实属空前,在整理历代文献、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意义重大。”谢冬荣介绍,《四库全书》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,部下有类,类下有属,全书共4部44类66属,这种图书分类法已成为整理中国传统文献的圭臬。

  编纂完成后,清政府先后抄录七部《四库全书》,并于1779至1784年间陆续建“南北七阁”以贮藏,其中北方四部、南方三部。北方四部分别藏于北京故宫文渊阁、沈阳故宫文溯阁、圆明园文源阁和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,这四部为皇家专用,又称“内廷四阁”。南方三部分别收藏在杭州的文澜阁、扬州的文汇阁和镇江的文宗阁,当地士子可以进阁阅览。

“与《四库全书》相视,我们对中华文明更有深情了”

  民国时期,馆员陈恩惠整理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。国家图书馆供图

  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是北方四部中最后抄成的一部,距第一部文渊阁本成书有3年之久,成书后曾作过三次全面复查,均由总纂官纪昀亲自主持。“它的内容更全面、校勘更精细,对已发现的讹误、遗漏有所补正,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。”谢冬荣说。1991年底开始,国家图书馆组织专家开展文渊阁与文津阁原书核对录异工作,最终形成《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》一书。研究发现,两阁书在篇卷、文字、序跋、附录等方面差异巨大,以集部为例,文津阁本就收录了文渊阁本所没有的诗文4000余篇。对于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,乾隆皇帝可谓“爱不释手”,每去避暑山庄都会阅览此书,从每册书尾均钤有“太上皇帝之宝”大印就可见一斑。

  当代不少名家也不吝其对《四库全书》的赞誉,国学大师季羡林称之“嘉惠学林,功在千秋”,著名学者张岱年认为它是“传世藏书,华夏国宝”,任继愈称赞它“最能代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载体”。在这些盛名美誉背后,藏不住的是这七部书随着历史跌宕起伏的坎坷命运。如今,七阁《四库全书》只剩下“三部半”: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转运至台湾,文溯阁本藏于甘肃省图书馆,残缺的文澜阁本现藏浙江省图书馆,而从避暑山庄调拨至京师图书馆的文津阁本,因其始终原架、原函、原书一体存放保管而弥足珍贵。

  从居无定所到妥善保存

  2008年开始运行的国图《四库全书》专藏书库宽敞明亮,书架上摆着温湿度测控器,工作人员定期投放樟脑丸,为的是让这部传世珍籍能在恒温恒湿无虫的环境中更持久地保存。

  “别看现在的保存环境很好,近百年来它的保存可是历经坎坷。”谢冬荣告诉记者,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入藏国图以来,百余年间曾六次搬迁。

  清宣统元年(1909年)七月,为筹建京师图书馆(国家图书馆的前身),清政府允准将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调拨京师图书馆,然而从避暑山庄到京师图书馆的路并非坦途。1914年1月,押运到京的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竟被北洋政府内务部拦截,运往故宫文华殿古物陈列所。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闻讯心急如焚。这一天,他在日记里写道:“晨,教育部役人来云,热河文津阁书已至京,促赴部,议暂储大学校,遂往大学校,待之不至。询以德律风,则云已为内务部员运至文华殿,遂回部。”1915年8月,教育部与内务部交涉,请其将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移交京师图书馆,终得同意。9月,鲁迅、戴克让等前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办法。历经一年的清点、接收,次年9月,《四库全书》正式入藏京师图书馆。

“与《四库全书》相视,我们对中华文明更有深情了”

  陈垣检查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记录。资料图片

  当时的京师图书馆馆舍在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,《四库全书》存放于后院西式平房内,保存条件并不好。据晚清藏书家贺葆真的日记记载:“热河所藏书运京后,由内务部移交教育部时遇雨,颇有损伤。在图书馆书箧书架亦多安置不适,宜其无秩序亦见一斑也。”遇雨受损、安置不适,《四库全书》的处境命运成为当时国人的牵挂。

  这部书亦承载着一条街道的记忆与荣光。1929年,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随改名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迁到中海居仁堂。1931年春,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新馆落成,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随之迁入这座气势恢宏、古色古香的宫殿式建筑。此后不久,国立北平图书馆致函北平市公安局,建议将馆前街道命名为“文津街”,获准同意。从此,这条原本并不出名的街道因《四库全书》的到来,成为万千读者心中的圣地。

  1988年,北京图书馆新馆在白石桥落成,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迁入新馆。因馆舍设计时未考虑原装书架的尺寸,《四库全书》只能在善本书库外择地另存。2008年5月,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竣工,为《四库全书》专建两层新库房,面积比先前增加三倍。当年9月初,全部书函搬迁完毕。

  “从方家胡同到新馆专藏书库,国图始终把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视为珍藏,它从居无定所到保存条件越来越好,既折射出国家图书馆的百年变迁史,也反映了我国古籍保护事业的不断发展完善。”回首这百余年的风雨,谢冬荣不无感慨。

“与《四库全书》相视,我们对中华文明更有深情了”

  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内页。国家图书馆供图

  从镇馆之宝到百姓案头

  “大开眼界,叹为观止。”2008年9月9日,《四库全书》31册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、文溯阁本、文源阁本向公众共同展出。展览期间,库房两侧的大门定时打开,读者可透过玻璃看到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的全貌,壮观的书架、书函引得参观者或驻足观看,或拍照留念。在这次展览之后,国图还在节假日等重要时间打开稽古厅的遮光门,让到馆者一睹此书真容。

  这与百年前的境况大不相同。据《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》记载,1917年,北洋政府教育部规定,读者进馆阅览《四库全书》需要购买“四库书阅览券”,1922年阅览券的价格从一张券五枚铜圆涨到十枚。当时亦对摄影、转抄《四库全书》做了详细的收费规定。

  在当时的学人心里,还酝酿着一个想法:影印《四库全书》使之走出深闺为更多人识。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。1917年1月7日,张元济将一纸商借京师图书馆馆藏《四库全书》影印的申请,直呈北洋政府教育部。遗憾的是,由于各种原因终未实现。张元济先生由此发出了这样的感慨:“《四库》事层层难关,真如唐三藏之取经!”

  88年后的2005年,由商务印书馆、国家图书馆合作影印的文津阁本《四库全书》面世,先贤们的夙愿变成了现实,而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数字化处理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,这样一部盛世宏编正从“束之高阁”的国家典藏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
[责任编辑:王春晓]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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