阅读频道> 正文

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

2016-06-15 10:05 来源:中国文化报  我有话说
2016-06-15 10:05:40来源:中国文化报作者:责任编辑:张晓荣

  钱理群

  我出生于1939年,按今天流行的说法,应属于“30后”那一代。我最感自豪的是,我与以后的六代青年,都有生命的交集。六代人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,即“40后”“50后”,“60后”“70后”, “80后”“90后”。

  我于1960年大学毕业,经过一番曲折,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。那年我正21岁,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,都属于“40后”。我出生在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式大家族,在南京、北京等大城市长大,小学、中学与大学读的都是名牌学校,自己也是以当作家、学者为追求。因此,一下子到了最边远的中等专科学校教书,这样的反差实在太大,可以说,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我面前,要如此年轻的我独自直接应对:如何面对现实?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理想?我一到贵州,当地人事部门就宣告:进入贵州大山,就别想出山。我曾经想考研究生,但由于家庭出身,学校明确表示不准报考。那么,我又如何坚持理想呢?情急之中,我突然想起了“狡兔三窟”的成语:是不是也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分为两个层面。首先是“现实的理想”,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,只要我努力,就可以实现的理想。于是,我决定以“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”作为自己的现实理想,由此而开始了我自觉地充当青年朋友的人生之路。我不仅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,而且搬到学生宿舍里,与学生同吃、同住、同学习、同劳动。由于我和学生年龄差别不大,因此很快就打成一片,我真的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。前几年我到贵阳,还有学生从几百里外赶来看我。更重要的是,我从与学生的交往,特别是学生的成长中,感到了生命的意义,获得成功感,享受着教师的快乐,从而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。也就是说,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者梦,只是把它作为一个“现实条件不具备,需要耐心等待,作长期准备”的“未来的理想”。因此,在学生睡觉以后,我又挑灯夜读,主要是继续我的鲁迅阅读与研究,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“回到北大讲鲁迅”的梦。这是一段漫长的准备与等待,一直等到1978年,我才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,最终回到北大讲台,这一等就是整整18年。回顾这段历史,我总要感激我贵州的“40后”学生,如果没有和他们休戚与共的生命交织,我早就被现实压垮或变形了,根本不可能坚持18年的理想,保持生命的本色不变。

  大概在1974年,我的周围就聚集起了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,有学生、知青、工人,还有社会青年,年龄在20岁上下,都是“50后”了。我们这个小群体,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读书会,研究者将其命名为“民间思想村落”。我和我“40后”“50后”的学生这三代人,都是把中国的选择和命运与自己的选择和命运联结在一起的。可以说,我和“40后”“50后”两代青年的交往,是真正的理想之交、生死之交。

  1978年,我考上北大研究生,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。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,直到今天。这本身就构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我到了北大,闭门读了7年书,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《我之鲁迅观》,接触的就是“60后”“70后”的青年了。在《我与北大》一文里,我谈到和“60后”“70后”的青年一起读鲁迅,课堂上就形成一股“鲁迅—我—学生”心心相印、声气相通的气场,那几乎是以后时代很难重现的。

  在2002年退休以前,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学生,是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,我也就有了机会接触“80后”的青年。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,却要到退休以后。记得是2006年,我应邀到北大演讲,题目就是《如何看待“80后”这一代》。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话题?原因是我看到了《中国青年报》的一个“青年调查”,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一是报告透露,我国“80后”的青年有将近两亿人,而且他们将要或者已经开始接班,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。二是谈到围绕如何看待这一代人,社会的评价与“80后”的自我评价出现了巨大反差。许多人以“生活离不开网络”“重视外表,讲究穿着”来概括这一代人,这是“80后”可以认可的;但他们又批评“80后”“永远以自己为中心”“道德观念、是非观念、责任感普遍不强”等,这引起了“80后”的不满,因此发出了“请别误读这两亿青年”的呼吁。我的演讲就是为“80后”辩护的。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:“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,早就发现,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下一代,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。”我举出来的例子是,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刘半农,曾写过一篇文章《老实说了吧》。他的“老实话”就是批评上世纪30年代的青年人“不认真读书,又喜欢乱骂人”。我是“30后”,也应该是挨骂的对象;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:今天“30后”“40后”“50后”,以至“60后”“70后”某些人不是也在责骂“80后”“不认真读书”吗?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!但“历史照样前进: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满,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,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,以至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”。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:“为下一代人,特别是年轻人担忧,是杞人之忧。每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,但不能看得太重,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。一是要相信青年,二是要相信时间: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。”现在,“80后”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,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完全不一样了。而“80后”的某些人又开始对“90后”指手画脚了。这样的历史循环,是非常有意思的。

  从2002年退休以后,我和“80后”,后来又和“90后”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。应该承认,“80后”“90后”和我熟悉的前几代青年,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。如果说,“40后”“50后”,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;“60后”“70后”,是“改革的一代”,关心的主要是思想、文化问题;那么,“80后”“90后”,就成长于经济发展的时代、网络的时代,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个人生存、经济问题。对我来说,最为重要的是我和几代人关系的变化:如果说,“40后”“50后”和我的年龄与精神气质都比较接近,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,我是把那些贵州青年朋友视为“精神上的兄弟姐妹”的;在“60后”“70后”青年面前,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、父辈的启蒙主义者的角色,但我们之间的交往,还是少有距离的。对“80后”“90后”来说,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,已经没有精力和他们过于密切地交往,他们接近我的机会越来越少,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。更重要的是,我已经无法和所有的“80后”的青年作心心相印的交流了。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:青年是不一样的,有睡着的、玩着的,也有醒着的。我能够交流的,是鲁迅说的,觉醒的,或要觉醒的青年;所谓“觉醒”,就是在坚持自己时代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时,又有所质疑,希望有新的突破,寻找在物质、精神两个方面更为健全的发展。我因此把他们称为“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”,既在根本上和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之处,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。就在这样的意义上,我这个“30后”就与“80后”的部分青年相遇了。

  我们共同的话题是什么呢?这也是我和“80后”青年对话时,谈到的对“80后”的看法的第二个方面。年轻人问我:你认为我们这一代存在什么问题?我的回答是:“你们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,从小就以考大学,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标;现在如愿以偿,进了大学,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,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。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。这个问题,我们也有,‘上帝死了’,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。”这样,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重建我们的理想、信念,以至信仰,就成为我和“80后”的新理想主义者进行精神交往的聚合点。

 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,通常有两条:一是要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,自由读书,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,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与理想,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。二是在可能范围内,适当参加社会实践,特别是到底层、到农村去,了解中国国情,与中国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,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。在某种程度上,这也是我自己,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,人生基本经验;在我看来,这对今天的中国青年,也还是有意义的。

  (本文选自《二十六篇——和青年朋友谈心》,有删节,该书已由东方出版中心于2016年2月出版)

[责任编辑:张晓荣]


手机光明网

光明网版权所有

光明日报社概况 | 关于光明网 | 报网动态 | 联系我们 | 法律声明 | 光明员工 | 光明网邮箱 | 网站地图

光明网版权所有

立即打开